【张suki思考】“高质量和安全”之下的未来推导和理解
仅代表个人的学习感悟，偏长期思考。
首先，社会思潮极端化（各国内部、国与国之间都出现话语体系撕裂）、全球秩序空心化（大国内顾与保守主义，秩序弱化，联合国WTO逐渐形同虚设）、全球经济疲软化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增速都难回疫情前）、全球军事动荡化（现在是俄乌、未来或有朝鲜半岛、中东、南海的不稳定）。
其次，全球和平和发展的大环境越来越不确定，全球处于旧秩序逐渐瓦解，新秩序尚难和平形成的阶段。这种全球秩序的重构过程可能很曲折，需要10-30年。上一次是美超英。可谓百年变局的一种理解。
【2.“安全”和“高质量”是未来5-10年核心词】
在第一点的背景之下，我们必须要做适应性政策调整，改革开放以来首次看到中央将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开始并提，边际上更强调风险挑战，所以“安全”的必要性应运而生。安全是对应风险挑战的准备，高质量是对应战略机遇的把握。攻守兼备，齐头并进，缺一不可。事也得干，风险也得防。
所以采取相对统一的领导、相对保守的人事安排、相对保守的政策选择有其大背景的必然性。
【3.“安全”和“高质量”的辩证统一】
双循环新格局和改革开放，看起来有点矛盾，实际在安全和高质量之下可以完成辩证统一。
首先，美国要与我们脱钩，要“挥拳踹腿”。我们作为二追一这个位置，最好的策略就是“缠斗”。我们要更加努力跟全球和美国抱在一起，让你挥不开拳、伸不开腿。所以改革开放必须坚定。保持好东盟欧盟的贸易关系和渠道，也积极参与上合组织、中日韩自贸区、印度贸易合作等，我们对美国也基本保持不主动扩大冲突的姿态。
其次，双循环中，外循环是拉动力、是高质量的重要引导力，但内循环是极限施压可能风险下的安全底线。
所以在安全和高质量之下，看似迷惑的内循环和改革开放本质上可以辩证统一。
【4.“安全”和“高质量”的投资意义】
安全本质是典型的公共物品，纯靠市场和私人部门是无法充分提供的，只能是政府提供（政府中，也主要是中央政府），这是国家机器存在的重要先行法理。
第一个推导，那必然是一个更大的政府，边际上政府对资源的协调能力、产业影响力都会加大。特别是中央政府。
第二个推导，安全让政府事务更加广泛化，要干的事可能更多了，但地产让政府收入产生了很大的下行，这个意愿和能力之间的缺口如何解决？必然是广义财政货币化，各种政策金融工具（不仅是专项债，比如政策性金融债，也不排除有别的创新）可能会持续放量，利率债供给增加。
第三个推导，如果财政货币化逐渐开始，安全的支出很可能短期不会有很快的利润兑现和财富效应，那么利率一定要低，管理好债务的滚续压力。
所以“安全”对应的是可能债牛长期化。“高质量”对应的更多的是股票的主题、赛道和政策支持的景气度机会。
【5.更定性的一些投资推演】
首先，价值投资的winter is coming。过去50-60年价值投资理念的兴起是时代红利下的缩影（全球很少的大和平时代、全球单极化下的秩序稳定、延续40多年的利率单边回落、新自由主义兴起下的小政府大市场理念），往未来十年二十年看，越来越不和平、秩序不稳定、单边利率下行结束、内顾保守主义兴起，这些时代红利都在逆转。价值投资很重要的基础是DCF来确定公司价值，dcf隐含的假设是超长久期，当一切不稳定，超长久期不可信了。价值投资会越来越难。最好的投资久期或许应该是跟政策主导匹配的中期久期。灵活一些，跟着政策导向建立合理久期。
其次，消费可能会是各种风险下的牺牲者。
如果未来风险挑战出现了，威胁到安全了，那么必然要让渡牺牲一些，来换取更安全、更可持续的发展，稳定最重要。那么相对而言，谁在牺牲的前列？高端制造、涉及国计民生兜底的资源、转型的卡脖子创新突破都不能牺牲，那牺牲的可能就是消费中的某些部分。这里并不是说消费不要了，消费当然重要，只是到安全底线这个问题上，孰轻孰重？
